一、
1932年，呼延生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。
那个年代的孩子大多帮着家里干农活、照顾弟妹，可呼延生不一样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。
凭着天生的好嗓子，她考入了东北鲁艺音乐系。
毕业后，她进入铁路文工团，成了一名独唱歌手。
五十年代的中国，火车轰隆隆开过广袤的土地，铁路工人们在工地上挥汗如雨。
呼延生和团里的伙伴们坐着绿皮火车，跑遍了铁路沿线的工地和村镇。
演出条件极其简陋，有时就在露天搭个台子，底下是裹着棉袄的工人和老乡。
没有华丽的音响，更没有什么精修的唱片，全凭一副肉嗓子，把歌声送到每一个人耳边。
1957年，她为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演唱了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。
那旋律简单却抓心，唱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
广播里一放，全国上下都哼上了这首歌，街头巷尾，只要有人哼起“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唱，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”，旁边的人准能笑着接上下一句。
这首歌成了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。
可奇怪的是，歌火了，唱它的人却没红。
大家记住了旋律、记住了歌词，就是记不住呼延生这个名字。
她后来当上了文工团歌舞剧团团长，率团赴坦桑尼亚、赞比亚、朝鲜进行国际艺术交流演出。
但在全国老百姓的认知里，她始终是一个“幕后”的名字。
呼延生从不觉得自己是明星。
她不追求名利，也没有太多心机，只要有人听歌，她就觉得值。
可那份“不甘心”，却深深刻在了骨子里，后来全部压在了儿子身上。
二、
事业上还算顺利，感情生活却走得磕磕绊绊。
第一次婚姻，她嫁给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。
本以为日子能过得安稳，可偏偏生下的孩子身体有严重残疾。
那个年代，一个残障孩子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沉重打击。
呼延生选择全心照顾孩子，丈夫却渐渐冷漠，最终两人离了婚。
前夫转身离去，留给她的只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和一付生活的重担。
在那个女人离婚就是“丢脸”的年代，外界指指点点，可呼延生一点不怕，独自抚养着孩子。
后来，她遇到了文工团的同事屠玉文。
两人走到了一起，1967年，呼延生在北京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屠洪刚。
这个男孩似乎继承了她的音乐天分，让她在灰暗的生活里看到了新的希望。
可日子并没有从此安稳下来。
呼延生性格强势，在舞台上严谨认真，回了家也一样苛刻。
她把在团里的那股子“铁腕劲”带回了家。
屠玉文性子温和，开始还能忍，可时间久了，矛盾越来越多。第二段婚姻最终也破裂了。
离了婚，她成了单亲妈妈，带着一个残疾的大儿子和一个年幼的小儿子。
白天演出，晚上照顾孩子，日子紧巴巴的，可她硬是扛了下来。
大儿子身体不行，将来得靠二儿子撑家，抱着这个念头，呼延生把所有的期许都压在了屠洪刚身上。
三、
呼延生把自己在艺术上的未竟之梦，连同生活赋予她的所有坚韧与强势，一丝不苟地编织成一张高标准的网，罩向了儿子屠洪刚。
她对屠洪刚的教育近乎苛刻。
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她就喊他起来练嗓子，嗓子没开就得唱上一个钟头。
假期也不闲着，补习京剧的身段和唱腔。
夏天不许吹电扇，怕嗓子坏掉；冬天不给穿厚衣服，怕动作不利索。
唱腔跑了调，重来；动作不到位，反复练。
她从不说什么“我爱你”，只说“你必须做到”。
11岁那年，呼延生把屠洪刚送进了中国戏曲学院，学的是京剧铜锤花脸。
这行当需要嗓音雄浑、气势足，正适合屠洪刚的嗓子。
她亲自为儿子选了这条路，坚信只有吃得了苦，才能在艺术的路上走远。
可母子俩的关系，这时候就埋下了疙瘩。
屠洪刚年纪小，觉得母亲太严厉，偶尔也顶嘴。表面上听话，心里却不服气。
八十年代，港台流行音乐像一阵风吹进了内地。
屠洪刚被深深吸引，觉得戏曲再练十年也红不了，流行乐才是未来。
他偷偷听邓丽君，跟着录音机学唱流行歌，还和同学组建校园乐队。
呼延生起初不理解，但最终还是妥协了，她帮他挑曲子、请老师、改唱腔，把京剧的唱腔融入流行歌里。
1985年，屠洪刚进入母亲所在的文工团工作，正式开启歌手生涯。
1988年参加第三届“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”获优秀歌手奖，1990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。
但真正让他火遍全国的，是1996年的《霸王别姬》，他那浑厚霸气的嗓音配上硬汉风格的外表，一夜之间红透大江南北。
儿子成功了。
可真正让呼延生心碎的，不是他唱什么歌，而是他做了什么选择。
四、
1993年，屠洪刚去了美国。
他没有专注音乐，而是很快和一位美籍华人结了婚。
母亲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已经当上了奶奶，可她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场婚姻的存在。
她忍着不满去了美国帮忙带孩子。
可没过多久，屠洪刚开始搞投资，血本无归，婚姻也随之破裂。
他带着孩子回国，母亲虽然生气，却没有多说，默默继续扮演“后援团”的角色。
本以为教训能让儿子收敛，结果没过多久，他又火速步入第二段婚姻，对象是比他年长十岁的知名女演员方舒。
呼延生坚决反对，可屠洪刚早已不愿再听劝。这段婚姻也没能长久。
真正让呼延生彻底心碎的，是孙子的事。
屠洪刚的第一任妻子车祸离世后，孩子被外公接走，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
呼延生在电话中含泪说出了人生最后一句重话：“你不接孙子回来，我死都不会原谅你。”
2002年起，呼延生因肠道疾病多次住院。
到了2007年，病情恶化。
屠玉文不忍心看儿子连母亲最后一面都见不上，偷偷通知了屠洪刚。
屠洪刚赶到医院时，母亲已经无力言语。
她没有责备，也没有宽恕，只是背过去侧身躺着。
2007年12月6日，呼延生病逝，享年75岁。
直到闭上眼睛那一刻，她也没有说出“原谅”两个字。
五、
母亲走后，屠洪刚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。
他开始照顾残疾的哥哥，联系那些被他忽略的孩子。
他不再追逐大场面，而是愿意在县城、小镇的舞台上唱歌。
他在采访中说：“我这辈子，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我妈。”
可这句话，母亲再也听不到了。
那个在五十年代的工地上用真嗓子唱歌的女人，那个歌红了一辈子、人却始终默默无闻的歌唱家，那个带着残疾儿子艰难求生、把所有希望压在二儿子身上的母亲，她的一生，唱过最温柔的《九九艳阳天》，也咽下了最苦涩的家庭辛酸。
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，却用最严厉的方式表达；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，最终却在失望中离世。
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句古老的话，屠洪刚用了大半辈子才真正读懂。
而呼延生，带着满腹的遗憾走了，留下的只有那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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